波普尔作为思想家的意义和价值
在学术界，没有一个希腊哲学和现象学的外行敢于奢谈海德格尔，没有一个不曾潜斯心研读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学者敢于评论施特劳斯。但是，一个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对当代科学基本无知的人却可以完全自信地评判波普尔的学术工作而毫无轻率的感觉。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波普尔的主要思想建基于他的知识论之上，而他在知识论方面的批评性创见则源自他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深刻洞察和阐释。在20世纪的著名思想家中，没有人像波普尔那样熟悉以至于介入当代科学内部的重要辩论，并与科学家共同体之间保持如此长期和密切的联系。他白色曾经坦言，他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只是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一种哲学表达。那么，为什么一个人文学者在理解和评价波普尔思想时，似乎不需要基本的现代科学知识准备而不感到困难？
在我看来，这多少是波普尔的“咎由自取”。正是他独特的学术风格----以罕见的清晰表述深奥而复杂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难以阅读但容易概括”和“论证复杂但结论明确”的特征。因此，人们不需要研读他的著作，就能够方便地将其学说概括为一些简单的论点。这使他的著作变得“通俗易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时也在流行中被简单化、通俗化，进而被曲解。在这个意义上，布莱恩·麦基( Bryan Magee)的评论是颇有见地的，他说波普尔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波普尔的学说在获得广泛传播的过程中，流失了其复杂与深刻的部分，其重要意义被低估、被忽视以至被淡忘。而他自己也最终为世俗的声誉付出了世俗的代价。
当然，“清晰”本身至多是一种优异的学术风格，绝不是所谓“一流工作”的充分条件，甚至不是其必要的条件。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在思想和学术上的价值究竟何在？这仍然需要进一步辨析。
从对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所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对于只注重波普尔某些结论要点的人来说，这个判断当然是无稽之谈。在挑战决定论的阵营中，波普尔绝不是第一个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斗士。西方思想史自前苏格拉底开始就有着悠久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传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绝对真理观和决定论的攻击。所谓波普尔“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从何谈起？我的观点主要依据以下三个理由。
首先，在波普尔之前，反决定论的批判声音几乎被科学洪流所吞没，完全无力抵御由“现代科学奇迹”所创造的真理神话。这主要是由于人文思想家难以进人现代科学的内部知识结构，无法对科学真理观做出知识论上的有力反驳，而只能从外围发出边缘性的异议，且主要针对的不’是“科学真理”本身，而是科学与技术导致的文化与社会的“负面后果”。在公共思想界，科学奇迹造就的绝对真理观丝毫没有被抑制，反而不断走向强盛，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而波普尔的批判恰恰是从现代科学内部开始，甚至是从其“硬核”( hard core) -现代物理学——进入，由中心颠覆“科学定律”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科学。，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
其次，以往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铁的事实”。而波普尔以“猜想一反驳”的试错机制对此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解构”批判。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理性的自负”的一次胜出。最后，尤为重要的是，证伪主义学说远不只是一个天才性的逻辑洞见。如果波普尔不具备进入复杂而深奥的科学内部知识讨论的能力，那么“科学陈述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之类的论述只会被看作痴人说梦，成为一个笑柄，而根本无力对思想史发生任何影响。波普尔反潮流的新科学观念赢得了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和肯定。爱因斯坦早在1935 年读到德文版的《研究的逻辑》后就写信予以热情的支持，1950 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而波普尔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梅达沃（Peter Medawar，他称波普尔是“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薛定谔( Erwin Schroedinger)、玻尔(Bohr)、莫诺( Jacques Monod)和艾克尔斯(Eccles)，以及其他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厄恩斯特·迈尔( Ernst Mayr)、阿利斯特，哈迪( Alister Hardy)、康拉德·劳伦兹(KonradLorenz)、阿尔弗雷德·朗德（Alfred Lande）、戴维·玻姆( David Bohm)、让一皮埃尔。维吉尔（Jean-Pierre Vigier）、约翰。贝尔( John Bell)、赫尔曼。邦迪（Herman Bondi）、珀西，布里奇曼( Percy Bridgman)和丹尼斯·伽博(DennisGabor)。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共同体的支持，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至多是哲学圈子内部的议论或牢骚，而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的一次转折。
在学术界，我们习惯于敬畏晦涩的学说，但我们常常忘记：正是通过极为卓越的工作，一些原本复杂的思想谜团才变得清澈起来，一些被许多晦涩的文本反复讨论的问题才获得了可能的解决出路。而波普尔正是这一类卓越的哲学家。
一个世纪前，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还是一个异端，而波普尔以他独特的风格（以及近乎偏执狂一般的雄辩热情），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甚至使这种异端学说在今天成为了常识。但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常识，而是改变了人们的科学观、历史观与社会演进观的意义重大的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子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20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英）波普尔著，王凌霄译．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