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读懂现代西方哲学

【摘要】：现代哲学从反理性的感性，反先验的经验，反思辨的实证、实用或者明证性等角度入手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表现出不同于往的生成性、关系性、此岸性和实践性四种思维方式。
 
任何哲学的变革在根本上都是思维方式的变革，抓住了思维方式就抓住了哲学的精髓。一般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就是指黑格尔之后的哲学时代。黑格尔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西方传统哲学的大成，标志着形而上学的最高峰和终结。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主要特点是理性化、思辨性、体系化和先验论等，这背后主要是一种实体化的思维方式以及与之相伴生的现成性、彼岸性和理论性等思维方式在起作用。形而上学的这些特点归根到底是时代精神的反映，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哲学家们在新的自然科学成果和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从反理性的感性，反先验的经验，反思辨的实证、实用或者明证性等角度入手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从而也就对其背后实体性、现成性、彼岸性和理论性的思维方式形成了某种冲击和突破，这表现为生成性、关系性、此岸性和实践性四种思维方式在现代哲学中的凸显。

 一、反现成性的生成性思维
 
现代社会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发展与革新，反映在哲学的思维方式上就是
反对任何现成预设和束缚的生成性思维得到凸显。无论是现代哲学中感性生命、语言意义、科学真理还是现象学之现象都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生成化倾向。
 
（一）感性生命的生成。最先自觉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现成性思维方式的是叔本华、尼采、克尔凯克尔等重视感性生命的哲学家。叔本华将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求生存的欲求，它始终处于得不到满足的痛苦和得到满足的无聊之间，这可以说是一种以追求现成物为目标的具有潜在现成性的生成活动。尼采将世界归结为求力量的欲求，这就与叔本华不同。力量本身就是一种生成性，这决定了尼采的生成性是一种以生成本身为目的活动，因此它的生成性也就比叔本华要更能维持自身，也更阳刚有力。另外一个重要的反黑格尔的生命哲学家是克尔凯克尔，他认为黑格尔哲学遗忘了最真实的存在，即个体对自身存在的参与、自由选择和实现。他还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矛盾，由此矛盾推动着，人将经历感性阶段的绝望、伦理阶段的荒谬最后达到宗教阶段的信仰。一方面克尔凯克尔的生成性是与人的感性生命最为切近的，另一方面它又将其收敛到对神的信仰之中，因此他虽然极力冲破黑格尔绝对理性桎梏，但仍不能说是充分绽开的。
 
（二）语言意义的生成。这主要体现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中。它的要点在于指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①]，这就将意义从无止境的语型推衍和繁琐语义的分析中解放出来，重新放回了生动活泼的日常世界当中。语言意义的生成就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中，不仅仅在名词性的指示中，还在动词性的计数、比较等具体的日常活动中。这些活动规则不同，但并无高下，展现出相当的宽容性和开放性，在此和谐、活泼的语境中语言的意义以自由健康的生成。
 
（三）科学真理的生成。科学哲学发展的进程也是一个科学真理的生成性不断表现的过程。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石里克认为一切经验命题的意义都在于其是否能够证实，若能够证实，那么它就是真的，就具有普遍必然性。但是后来由于认识到科学命题都是全称命题，不可能得到全部验证，于是就将意义标准从证实性弱化为“可证实性”，即只要科学命题有证实的可能性，那它就是有意义的。波普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发现，科学上的进步实际上都是通过“证伪”先前的理论实现的，相对论之于牛顿力学，量子力学之于经典力学都是如此，于是他提出“可证伪性”作为区分科学划界的标志。在波普看来，真正的科学与其说是一种静态的真理体系，不如说是一种真诚暴露自己的缺陷的科学活动。于是真理从一种的永恒的现成之物变成一种真诚的态度、一种不断否定自身的活动。细究起来，波普的真理观还潜存着有某种线性进化论的色彩，虽然科学已经成为不断否定自身的一种活动，但毕竟这种活动还是以一副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姿态示人。库恩的“范式”理论彻底打破了这种潜在的线性进化论，他通过还原科学革命的历史场景，发现每一种科学理论之所以在当时能够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是它真的比其他科学范式更接近客观真理，而在于当时的科学共同体更相信它。如果说有标准那也是准确、一致、丰富、简洁、有启发新现象的能力等更主观的偏好。这样真理的标准此时已经从先验的客观世界渗入与人戚戚相关社会领域。科学真理就这样从一种普遍必然的现成物变为一种与人类主体共同创造和生成着的社会文化产物了。
 
（四）现象的生成。现象学是一种具有真正活力的生成性思维方式，这一点从其开创者胡塞尔到大成者海德格尔那里表现的越来越明显。胡塞尔生成性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在其“边缘发生域”理论中。经过艰苦的内时间意识的分析，胡塞尔发现任何一个在意识的当下显现的焦点，都必须有一个在前的边缘域（预持），和在后的边缘域（保持），正是时间的前后持续流动交汇才构成此刻的生动浮现。边缘的晕圈是不可缺少的意义的暗中发生之域。边缘发生域虽然已经打开生成性的思路，但却仍然处于意识之内，不能彻底解决意识的主体间性的问题。海德格尔将胡塞尔的构造性思想彻底发挥，提出了以实际生活体验境域为本源的“形式指引”方法，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里的形式并非是与内容相对的僵硬框架，而是一个空的场域，它的作用并不是现成化的填充某些意义，而是起到路标般的指引作用。文字、手势、情绪、对话、活动、际遇等等任何现实生活的场景都是以一个形式指引，都是生命意迸发、回旋、充盈的时机，这是一种“引而不发”的“跃如”之境。与胡塞尔相比，这种方法彻底去除了先验主体的统摄，摆脱了主客二元的对峙，更加深入地返回到了自在清明的生活世界之中，达到了前反思的、主客未分的，不加计较的境域。在形式指引之下，一切意义凌虚而游、待机而发。海德格尔最大限度的破除了传统哲学的实体性思维，现象作为显象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了。
 
二、反实体的关系思维
 
随着现代交往的日益密切，同时也受到量子纠缠等现代科学成果的影响，关系思维日益成为凸显为现代哲学的另一大特点。其实在传统哲学体系中，关系也已经被提到的相当重要的地位了，我们通常说的辩证法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来自黑格尔。问题在于黑格尔所谈的关系本质上还是实体之间的关系，处于实体中心论的阶段，诸多现代哲学都在思维方式上有意无意地突破这种实体中心论。
 
分析哲学的开创者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以各自的方式凸显了关系的重要性。为了反对语言的“心理主义”和“物理主义”的解释，弗雷格创立了凸显语言自身意义的数理逻辑。他将数学的函数概念引入逻辑演算，建立起了量词理论，由此构成了一个初步自足的逻辑演算。数理逻辑是分析哲学得以建立的最终重要的逻辑技术，它最重要的思想意义在于削弱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以主谓逻辑为中心的存在实体观，从语言自身意义的构成方面大大突出了“关系”的独立性。与弗雷格提出数理逻辑不同，罗素是明确出于反对实体化的“内在关系说”而提倡“外在关系”说的。他认为关系并不是内在于实体的属性，而是与实体有同等独立地位的存在。他最主要的理论贡献“摹状词理论”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分析，就将绝大部分的名词意义寄于语境的关联之中了。与前两者相比，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关系本性的揭示可以说是更深刻和具有影响力的。维特根斯坦对实体化思维的破除主要表现在“家族相似”概念和“语言—游戏”理论上。所谓“家族相似”是指各种语言使用规则之间就像一个大家庭，虽然都是规则家庭中的一员，但是他们的相似是不能被属加种差的方式被精确定义的，它们之间的相似只是一种模糊的相似，是一种非线性、非对象性关联。属加种差的方式实际上是以实体化思维为根据的划分方式，“家族相似”概念的提出表现了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意义问题上对实体思维的拒斥，对非线性关系的接近。“语言—游戏”更是将语言的意义归结为它的用法，这种对于语境的强调无疑是把语言放回到了生活环境的关联之中，而不把它当作实体化的语型框架或者语义原子。更透彻地说语言的意义既非源自先验，也不是来自实在，而是完全出于其（语用学的）关系。在这里纯粹关系与意义实体之间的关系反转过来了，前者取得了某种优先地位。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转向直接导致了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诞生，关系思维在其中一脉相承。
 
通常人们对实用主义中的“效用原则”比较重视，而忽视了其关系思维的一面。詹姆士的意识流学说认为意识犹如一条思想的湍流，在它速度慢的时候我们把对象经验为“实体”，在它速度快的时候，我们将其经验为“关系”。思想只在被反思的时候作为对象变慢，而在实际生活中它由于流速过快以至于不能被我们察觉。[②]可见在詹姆士的想法中，实体只是思想流的凝聚态，思想流的常态是关系。詹姆士据此持一种彻底的经验主义的观点，它认为不仅经验是实在的，经验之间的关系作为纯粹经验更是实在的。他还认为在实际为生活到处是这种关系的表征，例如我们在睡醒后意识仍然感觉不到断篇，在忘记某人的名字的时候记忆中仍会有一个影像，语言连词在起承转合的时候虽然没有实体的意义，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虚词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关系暗中运作的表现。
 
结构主义的名称似乎给人一种硬的封闭的框架的感觉，但这种印象是不准确的，包括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在内的结构主义者他们心目中的结构与其说是一现成的的框架，不如说是一种动态变化的关系。比如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和“多元决定论”就是如此。症候阅读的关键是读出文字的空缺来，但此空缺并不一定具体指向某个现成的意义，而是指向一种意义发生的空间。阿尔都塞并非预先有了一个结构，然后去套马克思的著作，而是在与文本的循环理解中达到一种意义当场发生，这才是症候阅读的真意。“多元决定论”也并非是某几个固定之元共同决定社会发展，而是一种根据具体情势随机显示互动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关系、情景是先于固定的结构和框架的。只有这样理解，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的解读才能够说是超越了他所批判的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索绪尔的语言学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和拉康的精神分析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意味。
 
结构主义的关系深意毕竟还需要解读，到海德格尔这里关系已经成为正面探讨的主题。海德格尔存在论区分最主要的就是提醒我们绝对不要把存在误认为存在者，实际上也就是提示我们不要把关系遮蔽于实体之中。在《存在与时间》中他直接称人为“缘在”[③]，即一种因缘聚合之在，是一种纯粹关系的生成。为了帮助人们看清这个世界是一个纯关系的所在，他特意通过“形式显示”的方法，在实际生活经验中处处显示关系的生机盎然和惊心动魄。通过对日常生活情绪的生动分析，通过对保罗书信的存在论解释，海德格尔不仅仅这将实体转化为关系，而且将关系纯化为境域，揭示出人生就是一个纯粹的关系境域。一切的意义都临机待发，凭空而行，先前由实体化思维所导致的理论新意的蔽塞、人生意义的贫凝滞，此时一扫而空。
 
三、反彼岸的此岸性思维
 
所谓此岸性思维，简单说就是去除了对于彼岸的幻想，回归此岸的现实生活的思维方式。传统形而上学由于坚持实体思维，将现实世界处处划分为现象与本质、经验与先验、主观与客观等此岸与彼岸的二元对峙，而又将后者视为比前者更高级、更真实从而也就更值得永久追寻的目标，因此它们始终走不出“彼岸思维”的情节。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无论这个彼岸是上帝、绝对精神、乌托邦还是其他什么理想目标，其实质都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先验预设，它并不能保证目标的必然实现，也不能充实此岸之人的生命意义，更有谈不上激发他们健康的实践激情，现代西方哲学各个主要流派在不同程度上对此有所领悟和体现。
 
首先分析哲学的发展突出展现了回归生活世界的思维方式。分析哲学的缔造者维特根斯坦在早期基本上是一种先验的逻辑原子论，不过与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对于语言界限之外不可说的体验领域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明确表示要使语言回归生活世界。他主张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其用法，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游戏。在我们看来，这无疑于表示前期不可说的神秘领域实际上就是实际生活世界的经验领域，此经验虽不可说，却可以在语言游戏中予以显示。受维特根斯坦影响的分析哲学的另外一支——逻辑实证主义则通过对科学命题意义证实的问题的讨论最后也走到了生活世界中。在意义根源的持续追寻中，石里克的可证实原则退化为波普的可证伪原则，又退化为库恩的“范式”理论，再到拉卡托斯的科学纲领方法论和费耶阿本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整个过程离科学真理客观性必然性原来越远，离社会历史性越来越近，最后终于回到了现实生活世界之中。回归生活世界不仅仅是分析哲学发展的大势，同样也是现代哲学的另一主流——现象学的思想道路。胡塞尔晚年为了解决现象学意义的主体间性难题，提出了“生活世界”学说，这是一种前反思，前科学的意识生活领域，现代欧洲的精神危机就在于科学远离了这一原初的意义世界。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是客服欧洲精神的危机的唯一道路。令人惋惜的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还有一个先验主体在统摄着，他所返回的也还仅仅是一种“意识生活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生活的世界。海德格尔则与之不同，他做出了“实际生活的经验”提法，并通过存在论区分、“形式显示”等方法，千方百计召唤人们回到实际生活的湍流中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此岸性的号召了。另外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为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重新解释也提出了生活世界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语言交往所构建成的一个前反思的世界，这个世界作为背景和奠基是一切社会知识和价值目标的意义源泉。为了解决一系列的社会危机，我们必须不断返回到这个前反思的生活世界中，通过平等交谈发展出起新的交往理性和社会管理知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其他一些哲学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回归生活世界的口号，但实际上已在自己的学说中经表现出了这种从彼岸回归的倾向。一种是从理性向情感的回归，比如说叔本华、尼采、克尔凯克尔早期等人本主义者属于此类，它们直接关注人的欲望、意志和情感、以自己深入的人生体验对人的悲观、无聊、绝望、空虚、恐惧、战栗等等进行关切，这可以说是向人性的直接回归。另外一种是从理性向经验的回归，孔德、马赫等早期实证主义者、美国的詹姆士等彻底经验主义者都有此种意味。孔德认为“任何命题，如果它不能容许最终被还原为对普遍的或特殊的事实的直接阐明的话，就不能具有真实的或可理喻的含义”。马赫那里更加将实证的可能性条件纯化为颜色、声音、压力、时空等切己的“感觉要素”，这就将之前分裂的世界完全奠基于此岸的最切实的经验之中了。
 
四、反理论的实践思维
 
现代哲学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反理论的实践性思维。所谓实践思维并不是一般性的讨论实践、重视实践，而是将实践作为生活世界中唯一的意义之源，当作理论的界限和哲学的最终目标。可以说只有具有实践思维的哲学才是真正超越自身的哲学，才能够使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发挥其改变世界的作用。现代哲学中诸多的流派都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了实践思维的特点。
 
人本主义者中最早出现了反形而上学的实践思维的苗头。叔本华将康德的物自体改造为意愿，并将其视作世界的本源。“世界是我的表象”，而我就是意愿。这个意愿与理性相比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具有身体。“意愿的客体化就是身体”。因此它就具有直接去追逐欲求之物活动能力了。叔本华的这种反概念理性的实践这可以算作是一种欲求的实践。比叔本华更直接的是，尼采的权利意愿作为一种摧毁一切力量有重构一切的力量，本身就不应该仅仅是一种意愿，而是行动！尼采反对苏格拉底开创的思辨传统，鄙弃基督教的奴隶道德，只是因为它们束缚了行动的力量。对此，尼采高扬西西弗斯对绝望的反抗精神，号召大家做引领未来高标于世的超人，这些都是对行动渴望和召唤。克尔凯克尔的实践没有尼采那样刚强有力，但同样打动人心。克尔凯克尔极为反感黑格尔对于个人的遗忘和压制，他的学说以个人选择、参与和实现为核心，从自己的血泪感情体验出发，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最动人的要数他在《恐惧与战栗》中“信仰的骑士”的说法。克尔凯克尔认为信仰对象越没有现成的道理可讲，我们就越要相信。即使上帝要你杀死自己的独子，也要像亚伯拉罕那样奉命行事，不能有半点怀疑。在弃绝了一切可以讲得出理由之后，我们所选择的信仰才是真正纯粹的信仰，这就是信仰的骑士。克尔凯克尔的实践可以说是一种重于内心体验的信仰实践。
 
重视感性生命的哲学家的实践思维还是以某种侧面角度来表现的，海德格尔这里就完全不同了，他直接正面的号召大家“去存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对人存在论处境的分析，指出常人是处于沉沦之中的人，烦、怕、闲谈等是其借以逃避虚无的手段。但人作为终有一死有限的存在，它是时刻面对的虚无的，能够直面虚无的人就会生出“畏惧”之情，此“畏”并无对象，直面空虚，真的勇士能够在此畏中去存在！去创造！去面向未来绽放此在的意义！可以说海德格尔是在存在论的深度上，在清空了一切意义的林中空地上谈论实践，这不能不说是非常深刻的，但与后期相比，它并不必然地导向任何实践内容，似乎又稍显空洞。后期海德格尔着重讨论的诗歌、技艺、语言等具体的人类实践方式，将其视作是去除存在遮蔽，同时又与保持某种隐蔽的几微。在讨论中海德格尔充分运用已经使用的经炉火纯青的“形式指引”方法，在诗性化的写作中引导人们进入对于存在的领会之中。这种实践与早期的存在论实践相比，更具体、丰富和灵动，预示着对于概念思维方式的彻底突破。此外受到海德格尔影响的萨特也提出过“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萨特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某个预定物，而就是自由本身，自由是人的宿命，是人绝对不能逃脱的。面对此局面，人必须勇敢的接受自由，进行负责任的选择。可以说萨特的实践这是一种以个人为目的伦理实践。
 
不仅仅这些讲感性生命和存在论的哲学家有实践思维，以拒斥逻辑实证主义者对意义“实证”要求同样也是实践思维的表现。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实证”视作经验命题唯一的意义之源。石里克断言“一个经验命题的意义在于是其是否能够证实。虽然证实标准被逐渐弱化为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但将命题转化为证实方法的要求却是一直贯穿的。这可以算作是科学实践。与之相仿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它的创始人皮尔士明确主张某种思想的意义就在于他的可以设想并验证实际效果。比如说黄油硬，就意味着它具可刮性。其后继者詹姆士在此基础上则进一步提出了“有用即真理”的主张，他说“观念之为真，因为它有用；观念之有用，因为它为真”[④]。这就彻底去除了真理符合论和先天论，将实际效用视为唯一的标准。与实证主义不同的是实用主义的效用检验一开始就瞄准于与人相关的“用”，而非符合客观的“证”，两者共同处当然都是一种将理论命题归结为实践操作的实践思维。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思维方式又是哲学的精华。上面我们总结的四种思维方式可以说是现代精神的最精粹的展现，任何深切地领会它的人必定能够在这个时代中看清大势，把握先机，发挥哲学改变世界的作用。后续的问题是，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在思维方式上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直接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方位的问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
 

[①]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②]张祥龙：《当代西方哲学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③]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9页。
[④]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