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能否大众化？
哲学能否大众化？
施特劳斯说，哲学生活是人的存在的最高形式，少数人能够获得的最美好的东西，这些人幸运地兼有理论思考的神圣疯狂和正直灵魂的节制。 言下之意是真正的哲学其实是远离大众的，它不应当也不可能通俗化以迎合大众的口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只能是少数人自主的选择。哲学因此无须寻求普遍的认同，无须寻求人数上的优势，当然它也不是公意的化身。大多数人奉持的并非是哲学，一种观点获得多数的认同，这只能说明它在接近常识，而不能说它接近哲学。 哲学躲避大众，因为大众将曲解哲学。大众将哲学降低到大众的水平。为了躲开大众的纠缠，哲学家甚至用两套语言来说话。
-------------------------------------
哲学能否被用为政治的工具？
施特劳斯说： " 在某种意义上，对尼采的任何政治利用都是对其教诲的滥用。不过，他所说的还是被政治人解读了，并带给他们灵感。他对法西斯主义所负责任之少，正如卢梭之于雅各宾主义。然而这也就意味着，他要对法西斯主义负责，其分量之多，一如卢梭之于雅各宾主义 " 。 （列奥 施特劳斯： " 现代性的三次浪潮 " ，《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第100页。） 哲学不应当是工具，政治哲学也是，它不应当是为现存政治辩护的工具。政治永远是某个集团的政治，而哲学关心人类，有着超越的视野和普遍的眼光。作为工具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哲学属于高屋建瓴，所以它不能屈尊俯就为工具。当它放低了自己的姿态，与现实政治平视甚至是仰视，它已经失去了哲学所应有的视野和眼光，沦为政治的奴婢，所以不配被称为哲学。
-------------------------------------
马克思主义被政治工具化是否是它必然的使命和出路？
在亚理士多德那里，我们遇到从哲学方面将政治的事物归属于自主的知识领域的第一次努力。亚理士多德既以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为基础，又背离这一基础，划出了一个可教、可学、市民可掌握的政治科学，从而使得哲学与未来的政治家的结盟成为可能。……正是从这一友爱政治的行动出发，我们穿著历史的七里靴迈向了马基雅维利的大胆行动，在哲学的彻底政治化道路上重新获得了哲学的自由 " （施特劳斯《为什么要政治哲学》，页33－34）。哲学被工具化被当作政治方案从亚理士多德发端，到马基雅维里正式落实，于是哲学成了政治神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工具化，是因为他本人并没有绕开马基雅维里这一思路，尼采和海德格尔之所以成为被纳粹利用的工具，也是如此，他们都是马基雅维里的后裔。 但哲学并非远离政治，它所需要的只是不对政治抱有仰视的姿态，哲学从更高的层面打量政治，给政治 " 祛魅 " ，没有哲学这样居高临下的逼视和打量，政治就一跃而上神坛，成为万能的立法者。无论如何，哲学都不应该对政治不闻不问，它应当密切关注政治，用自己智慧的利剑戳穿政治营造的神话，将人们从集体的癫狂中解脱。
-------------------------------------
哲学与神学能否调和？
哲学和《圣经》都宣布其所需要的东西是唯一最终要考虑的，但《圣经》所宣称需要的东西，正好与哲学宣称所需要的针锋相对：顺从的爱的生活与自由洞识的生活针锋相对。所有调合、所有综合的努力尽管令人难忘，都牺牲了这种对立要素的一种，这些努力多少都不乏精致，但任何一次努力都难免让其中一种要素成为献祭：本来作王后的哲学一定被弄成启示的女仆，反之亦然。（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前揭，页74－75） 政治神学仍然是神学，而不是哲学，它只是给庸俗功利的政治学披上了哲学华美的外衣，哲学政治化必然意味着它的神学化，这一点在中国儒家哲学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出来，董仲舒对儒学的神学化改造使儒学彻底沦为政治的奴婢。这是因为政治讲述的方式根本不同于哲学讲述的方式，政治和神学面向大众，而哲学面向内心。政治和神学是启示录和神谕的宣讲，而哲学是沉静的诘问和思索，因此沦为政治神学的哲学必然声调激扬慷慨，叙事危言耸听，它公开向人民群众传道，把他们作为自己的现实武器。
